原标题：人民公园相亲角新动向：60后家长已出现 上海相亲角（位于上海人民公园）成立至今十余年，“白发相亲”的父母与其子女之间最大的差异在哪？ 在2012年出版的《谁来娶我的女儿
上海相亲角（位于上海人民公园）成立至今十余年，“白发相亲”的父母与其子女之间最大的差异在哪？
在2012年出版的《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这本书中，我把相亲角的父母和子女按年龄，分为40、50后，子女对应的就是70、80后。这些群体内部在择偶标准，择偶方式，择偶策略上都有一定的差异，但可以笼统地把他们称为“知青一代”与“一代”。
就择偶来说，除了独生子女政策外，这两代人的区别在于：“知青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回城后在单位里工作。婚姻问题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问题，还是组织的问题，所以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国家号召工青妇“三驾马车”齐上阵，帮助当时所谓的“大龄青年”解决婚姻问题。当时的报导、有关史料和我在相亲角的田野研究都了这一点。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单位制弱化，单位从个人日常生活领域慢慢退却，“一代”的择偶问题逐渐成为个人与家庭的问题，不但体制内的单位对此不再热心，有些外企甚至明确反对“办公室恋情”，不太会主动帮助所谓“剩男剩女”牵线搭桥。反倒是各类商业婚介和相关婚恋产业主动出击，以各种“相亲大会”等形式博眼球，赚大钱。
因此， 从“知青一代”当年的“自主相亲”到现在的“白发相亲”，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转型对个体与家庭的影响。“白发相亲”是他们对当下经济、和社会变迁，尤其是市场化的一种回应与策略。
当然，从2011年左右，上海相亲角开始出现60后的父母和90后的子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体来看，60后父母相比40、50后父母而言，对子女的择偶和婚恋问题普遍更宽容和理解。
我认为它出市场化转型以后，中国社会中涌现的一种集体性焦虑，尤其是五六十岁年纪的城市人口的一种集体性焦虑。2007-2008年我在上海相亲角的研究，主要针对知青一代父母。相亲角的存在表明这种集体性焦虑是知青一代的人生经历，在子女择偶问题上的一种代际延伸和代际传递。
很多被访者这样总结他们的人生：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念书的时候遇上“上山下乡”；青春年少该谈婚论嫁的时候，想回城不敢轻易恋爱；终于回到城市上班没多久，遇上“潮”；子女求学阶段碰上教育市场化；自己进入中老年，医疗和保险也市场化等等。
所以，知青一代父母的焦虑来自，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对子女“选错人”可能出现的后果的恐惧。他们这么做，有他们独特的爱与怕。
大的背景是：市场化以及国家从住房、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等领域的退出，使得城市居民凡事要靠自己的程度，达到了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戴慧思女士在拙著序言中，表达过类似观点。
我们谈到市场化将原先国家托底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甩向市场，其直接影响就是中国城市个体，包括父母和子女，都趋向回归家庭和私人关系，以寻求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与确定性。各地相亲角的存在表明：父女毫无选择地被“绑”在了共同择偶这驾战车之上。在这个大前提下，代际之间的墙推到了，就是桥。
中国家庭矛盾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界限感的缺失，但界限感与现代文明的程度相关。具体到相亲角，就是说：一方面，如果父母把自身的幸福感建立在子女学业有成、事业兴旺、婚姻美满、儿孙满堂的基础上，孩子只要一条做不到，父母就感到不幸福，认为孩子了自己多年的爱与付出，那么，父母的这种爱就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爱。真正的爱是“无毒”，“无副作用”，不求回报的爱。
另一方面，如果成年子女尽管有工作和收入，但还是一个“巨型婴儿”、“乖乖男”、“听话女”，在经济，生活和上仍旧依赖父母，一边住父母家、吃父母饭、花父母钱、靠父母积蓄买房买车买奢侈品，一边又要哭着喊着要、要爱情、要，这样也不地道。
因此，父母和子女都得是：有着稳健的认同，三观正确的、自主的个体，在一些根本性问题，如：人的一生究竟该如何度过？怎样的生活、生活方式、代际关系以及亲密关系，才是自己内心真正渴望拥有并值得拥有的？在这些问题上能达成某种共识。
这是我理解的爱、尊重和的本质含义。它需要两代人相互给予对方爱、尊重和。事实上，我们国家的很多家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做不到这，所以家庭之间尽管爱恨交织、相厌到老，却又独木难支、不离不弃。
在一个崇尚财富和地位的当今社会，从父母的角度看，这很正常。首先，父母只能谈条件。父母只是择偶代理方，负责从相亲角筛选他们认为合适的“婚姻候选人”，类似于企业中的人力资源部经理，而最后拍板的是CEO，也就是说子女决定是否与“候选人”开始交往。因此，他们能把关的主要是条件。
其次，从相亲角看，在择偶问题上，市场化运作方式和市场化价值观已处于垄断地位。择偶标准市场化；相亲活动市场化；相亲角本身也日益市场化。这说明市场化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包括最为私人化的情感世界。
最后，父母谈条件，子女谈感情这实际上是一种择偶分工，一心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所谓“剩女”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伪命题，还是一个真正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这是典型的技术决思维。我认为一个人的恋爱婚姻与其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倾向、性取向、教育水平、社会阅历、智商、情商等多重因素相关，个体的线上活动有可能造就宅男宅女，也可能成就网络情缘。
我在《谁来娶我的女儿》这本书中讲过类似观点，相亲角的一个特点就是效率低与人气旺并存，这种现象大概会长期存在，直到70后父母的子女进入婚姻市场。相亲角这种择偶平台，尤其是40后、50后和60后父母的参与本身，决定了效率不可能高，而且也用不着高。因为对知青一代父母而言，相亲角不能解决子女的择偶难问题，但是却较好地缓解了自身生命压力，认同感缺失等问题，成为他们进行社会交往、情感交流和代际沟通的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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