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下午三点半，张超的父亲张国华出现在天津西青区张家窝门口——穿着黑布鞋和破衣裳、皮肤黝黑、皱纹如刻痕，一个不算高大的山东男人。
“我，我替孩子！”50岁的他声音里满是，接着他突然变得有些不确定，声音放低了些问记者，“可以吗？”
这是李文星事件后的第六天，天津警方通报了这起类似的案件：25岁的山东郓城青年张超误入传销四天亡。7月14日，在西青区张家窝镇灵泉北里南侧附近小，环卫工人清晨打扫时发现了他的遗体。
目前该案仍在侦办中，但天津警方在通报中披露了一些案情：7月10日张超到天津静海区求职却误入传销组织，7月13日张超有中暑症状，服用了藿香正气水，未见好转。传销人员雇了一对夫妇开车将张超送至天津站让他回家，途中发现病情严重，就将他弃于案发地。7月15日，机关以涉嫌致人死亡罪将犯罪嫌疑人祖某某、刘某某、王某某依法刑事。
进入8月，天津静海已开始严打传销。而在张超的老家郓城，张超表姐杨柳说，“十里八乡听闻传销不仅谋财而且害命后惶惶。”
她头顶上的小电扇在一根架着的竹竿上绕着线，运转起来时吱吱嘎嘎。张超的老同学陆续来家里问候，聚在房间里谈话。
等人都走没了，她呜呜哭了起来；或者只是发出点毫无意义的声响。她根本不能听人提起儿子的名，她会想象儿子还活着。张超的弟弟张迅只有12岁，他眼睛哭得红肿，看着母亲又一次情绪崩溃，他也跟疯了似地反复大喊起来，“妈妈，别哭了！”
无果，他索性离开了母亲的卧室，去到对门自己的房间里，甩门，躺下，默默流泪。他知道哥哥张超就是在自己床旁的电脑上投的求职简历。
6月30日，张超从云南辞职回老家。他歇了一个多星期，期间通过网络平台投递简历，一家自称总部位于山东烟台的建筑公司答应给他“试用期4000，转正6000，五险一金”的薪资，但称在天津有项目，需要他去天津面试。
7月10日，张超一早从老家县城的火车站搭乘K2386次列车出发，他买了一张硬卧中铺，15时15分到达天津站。
15时47分，张超下车不久便给父亲发去短信，“坐地铁3号线到周邓纪念馆下车，再坐588到苏宁电器下车。”
按此行程，他坐地铁大约要耗时18分钟左右，再从周邓纪念馆到位于静海区的苏宁电器站需要1小时40分钟，全程40公里左右。
当晚，母亲给他打电话问面试情况，他说还没有面试，因为主管在和别人吃饭，抽不出时间见他，已经有两个公司的人来接了他，吃了饭找个地方住下。
中午12点多母亲罗梅吃过午饭，就给他打电话。罗梅回忆儿子当时在电话那头模棱两可，说面试了，干这活行的话就干，不行就回家。
母亲罗梅还是不，在工厂里12小时的制板工作结束后已是19点，回到家差不多20点，她又给儿子拨去电话，但对方把来电扣了，过一分钟才回电。
这种时间间隔在的联络中有些不寻常。通常扣电话的情况是，母亲给张超打电话，他会扣掉后迅速给母亲回拨过来，这样做是为了帮母亲省下些长途话费。
“他问啥说啥，不主动说话，我问了他住啥房子，他说板房、铁房，有空调。”罗梅回忆那天跟儿子通话的内容，觉察出些许蹊跷的她没有多想，住宿条件跟往年实习时差不多，她以为孩子或许工作太累了，不太想说线日一整天家人没有与张超联系。
到了7月13日，罗梅把手机落在工厂里，她下班后拿丈夫张国华的手机给儿子打电话。这次儿子没接电线分给他俩回了短信，“跟项目上的人吃饭呢，一会给你回过去。”
等到7月14日，罗梅打了无数次电话给儿子，都无法接通。到张国华下班回家后又打了几次，直到最后打通了，对方说是天津西青区张家窝的，接着告诉他：“你孩子被害了。”
夫妻俩起初以为是诈骗，还特地跑去镇上的询问状况，对方确认后他们就带着几个家属连夜奔赴天津。
7月15日，在天津市人民医院，张国华夫妇见到了儿子的遗体，他们颤抖的手把孩子从头到脚抚摸了一遍。16日，夫妇二人带着儿子的遗物回到郓城，车票、电脑、衣物、唯独丢失了儿子之前戴的眼镜。7月18日，张超父亲和亲属返回天津处理事宜。家人置办了张超生前没穿过的西服作寿衣，把他放在家里的另一副眼镜给他戴上。当天，张超的遗体在天津火化。
下葬那天，家人担心张超母亲罗梅情绪失控，全都拉着她，只让她远远看着孩子下葬，罗梅心怀地哭道，“把孩子晒地里了。”
她清晰记得，儿子出发去天津的前一天还在这片地里干了一天农活。张国华则抱着骨灰盒说，“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下辈子好好投个富贵的人家，让你过上好日子。”
张超的家在山东郓城县郭屯镇农村西边，父母是“地里刨食”的农民，为了供两个孩子念书，父亲在外接些装修的散单，母亲则在离家一小时车程的制板厂打工。
他小学读了七年，“当时我们觉得他小，中间给留了一级，”尽管如此，张国华不无骄傲，“孩子上学是一年一个状。”
尽管是一群孩子中的“学霸”，“他的性格不属于那种组织者，属于者。他一般不会主动组织活动，不问他的话他不会主动说，但朋友喊他帮忙，他都是有求必应的。”张国阳说。
初中就读镇上最好的郭屯中学，张超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而后顺利考上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郓城一中。
与张超同村的发小张锐在上大学前与张超的轨迹同步。他还记得，张超上学时生活拮据，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两人在高中住宿时去食堂吃饭，常常一起点五块钱一大盘的青椒土豆丝，再各花一块钱要三个馒头，均摊下来一人3块五毛就能解决一顿饭。
张国华一个人陪张超去大学报到，他俩坐车先到，再坐一趟夕发朝至的火车到包头，两人坐了一晚上硬座，好在学校就在火车站的两里地外，因为张国华怕晚了回不去，在学校逛了一两圈后他就往家里赶了。
张超填报了土木工程专业。“孩子自己定的主意，当时上那个专业很好找工作，但毕业后又（变得）不好找工作了，”张国华说，“我孩子不愿意上研究生，想快挣钱，他还有一个弟弟，像我们农村找个对象要好几十万，彩礼二三十万，像我非常害怕，两个儿子要六十万，我一辈子都赚不到那么多钱。”
张超上大学后似乎在学业上有所松懈，大三才过了大学英语四级，在大学毕业前夕参加过公务员考试，但无奈失利。
父母隐忍的打工生活让张超显得比同龄人成熟，他看在眼里，也急在心里——母亲罗梅一天12小时工作下来，有时候累得碗都端不动，索性就不吃饭了。他尝试劝说过母亲不要工作了，“妈，别干这活了，你照顾好弟弟就行了。”
父亲张国华原来在外省的工地干活，睡过大街，吃三五块的面。偶尔会奢侈一把买三块钱一瓶的啤酒。“他不跟孩子说这些，永远只会跟他说，只要想上学，家里砸锅卖铁都会供他。”张超的表姐杨柳说。
上大学期间，有一年放暑假他和发小张锐去老家县城打工，每天在一家烧烤店从下午四点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客人不走，我们就得陪着。”
张锐回忆，收工之后，他俩和另外一个男生就住在烧烤店二楼，在迈不开腿的房间里摆着三张小床，每天累得倒头就睡。
“踏上火车的那一刻，我没有意识到，从此故乡没有春秋，只有冬夏。”张超的朋友圈的这句签名永远定格了。
2016年7月毕业后，他与云南建投第六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六建”）桥分公司签约。“当时孩子去云南也是看就业情况不好，着急签了约。”张国华解释说。
今年春节回家与朋友相聚，对生活鲜有抱怨的张超说起工作的地方没什么人，快递特别慢，或者天天看山看水也无聊。
回家后的张超第一次被催婚了。他第一次感受到与乡村文化的疏离，内向的他又躲不过亲戚朋友的好奇。
8月12日，在云南六建负责招聘的段丽梅告诉记者，“张超刚离职一个月，他很能吃苦，工资涨得很快，领导和工友都喜欢他。”
云南六建桥分公司总经理张宝曾在张超递交辞呈后找他谈心，想挽留他，辞职前张超每月的工资已达到5000元。
张超或许是回乡心切，编了话说自己是家中独子，父母希望他回乡成家，解决个人问题。张宝见劝说不动，也就在辞呈上签下同意二字。
6月29日，张超因早已联系好一家公司的面试，他从云南坐火车到。张国阳对此印象特别深，他五月就知道这个信息，但恰好29日当天他从去杭州出差，与好友擦肩而过。
他问张超为什么没有早点来相聚，张超答说前一天和之前的工友喝酒喝多了，当地的白酒度数高，平时酒量挺好的他也没招架住，所以迟了一天出发。
“我劝过他坐飞机来，虽然我知道他不可能坐飞机的，除非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张超唯一一次坐飞机是去年赶着去昆明的公司报到入职。
但张超到了之后，很快那家公司并不靠谱，“让他先交钱去朝阳区办证才能面试。”张国阳还劝张超，“别这么早出去工作，回家即使找到（工作）也不用着急去，难得回趟家。”
发小张锐在杭州做老师，正值暑假期间，他在家里照顾生病的母亲。6月30日早上五点，张锐如约骑着电动车来接张超回家。下午三点左右，张锐又跑去张超家里，跟他聊到将近六点。
在那次谈话中，“我能感受到他压力挺大的，但是责任心又特别强。他弟弟马上要上初中，父母都过了五十岁，还要照顾年过八旬的老奶奶，父母做起农活已有些力不从心，他知道养家的担子早晚都会落在自己身上。”张锐说。
西张楼村里住有1600余人，分成七个生产大队，张超家所属的二队有不到300人，“二队能出高材生，重孝，重，否则在村里待不下去。”据张国阳介绍。“村里人的见识是读书人的工资肯定不能比在外打工的少。”
根据他好友们的回忆，张超有三份工作可选，一份是在济南，工资两千多块，但需要等一个月才能面试；一份在，工资四千块，据称上海在有个投资项目；还有一份就是“烟建”，介绍称有项目在天津，转正后工资六千块，有五险一金。对于张超来说，第一份工作等待太久，回报不高；第三份工作虽然不像第二份在本省，但好在满足离家不远的条件，工资相对高也成为最大的。
张锐在近三小时的谈话中特地提醒了他关于传销的事情，但他们对传销的认识不过是熟人拉熟人、亲戚拉亲戚骗钱，“张超从来没想到传销会害人命，也从来没有怀疑过通过网络平台投简历会不安全，或者说大学生群体普遍认可通过网站投简历的求职方式。”
7月1日，张锐陪母亲去济宁的医院动手术。他没想到，再见张超已经是和张国华一起手捧他的骨灰盒，“有点沉”。
张国阳也耿耿于怀，为何张超没在临行前告诉他们这个决定。他只要想到好友在被传销组织的人围困时无人搭救，内心就会泛起一阵阵。
“法律援助是什么……我看不用请律师，可以找人写个状子。”8月8日上午，张国华蹲在静海区门口的树荫下说。
“不成。”张国华的姐夫在一旁断然反对，他劝张国华，请了律师就不用来回跑了，否则不懂还瞎忙活。
早在7月23日，张国华就知道了李文星的事，两个孩子的情况有些相似，出身农村、求职心切、身陷传销、同天身亡。
亲属中有人将张超的案件爆料给山东本地的。起初，张国华很是。但来人都说能帮助儿子讨回，他就变得半推半就起来。
他一家的，给张家窝打去电话询问案件进展，并录了音提供给。“这些话其实警方之前也跟我说过，只是之前没录音，也是警方提供给家属的案件信息。”
8月7日，他到天津先后去了西青区张家窝、静海区和经侦大队，一一问询。到他8月8日下午离开天津时，还没有得到答复。“据说把接电话的小同志害得挺惨。”张国华有些内疚，也因而有了推论，“知道越多，警方会说得越少。”
然而，他一边说着的采访，一边还是忍不住跟电话那头的记者多说几句，“别人也不容易，都是关心咱孩子。”
更关键的是，他放不下对案件的诸多疑问，“到底是哪家信息平台让我儿跳进了坑？”、“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为什么我儿一米八三的个子，之前身体好好的，会在短短三天里因‘中暑’身亡？”“他平时戴眼镜，为什么眼镜不见了？”
“我就想要个说法，”一转身他却又战战兢兢起来，“我也知道咱给添麻烦了……”张超的遗体停放在太平间时，原本要收一万六七的费用，西青区的一名找人给他减免了七千多，他心心念念让记者一定要在稿子里感谢那个。
张国华不愿白受人，也不愿占人便宜。从天津回到郓城的那天晚上，他到镇馆吃饭，老板了解他家情况，结账时没要他的钱，他要给，两人就这么推让了半天。
从天津回郓城，他买了人生第一次的卧铺车票，但一刻都没有躺下，他老惦记着孩子念高中时的一件事。
那次郓城一中的老师打电话给他，说张超在宿舍里玩手机，他知道孩子是的，但他没有打电话给老师证明这个问题。他现在觉得有些后悔了，不该让孩子带一点点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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