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老龄化已经是一个可见的大趋势。其背后折射的有就业关系、经济活力、资产价格、医疗服务、社会伦理等多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解决或者说缓解老龄化，已经箭在弦上。
从2016年放开全面二胎政策开始，到今年十九大取消“计划生育”机构，市场已有预期，全面放开生育的政策将很快到来。
历经4天共计96个小时，市一共出台4次政策，发放322张准迁证，调取1万多份调档函。天津人才新政令数百万人狂喜，又，又不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就像一场梦，只有那么少的人美梦成真。
作为直辖市，天津的一大优势是高考录取率高。2017年天津高考报名人数为5.7万人，数量是31个省和自治区中倒数第4位，而本科一批录取率是25.02%，位列全国第一。简直是高考“黄金坑”。
还原过程，在一线城市依然对户口等指标设立硬性约束，甚至北上在去年出现一波“赶人”潮后，准一线和二线城市们都纷纷放开落户标准，大量吸纳年轻人才进入城市经济体。
包括成都、西安、济南、郑州、南京、宁波、武汉等在内的23个重点城市中，多数都推出了落户优惠政策，本科以上学历均实现零门槛落户。
其中，自治区、沈阳市、江西省南昌市更是将落户门槛降至中专学历。其背后凸显的是大城市进一步产生的虹吸效应，城镇化脚步在加速。
为了应对各地的人才竞争，地方上对于补贴也常舍得。针对应届毕业生，出台如见习补贴、技能等级补贴、生活补贴、购房补贴等优惠措施。基本幅度在几百元到两千元之间。
像天津市制定的《进一步加快引育高端人才若干措施》，针对连续3年来津，每年在津工作2个月及以上且不满6个月的顶尖大师，给予一次性100万元励资助和500万元科研经费资助。可谓是花了血本。
重点城市屡屡因为“抢战”成为焦点，背后折射的原因有人口紧张、产业升级需要等诸多因素。政策的不断升级加码、誓师大会等措施，进一步彰显了城市们的“焦虑”。
此种焦虑背后，是人口老龄化大趋势和房价暴涨过后的内生人口不足的焦虑。如何吸引高质量人才来填充城市发展的缺口，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居民收入，使得房价不过度泡沫化，成为了城市领导人们的政策焦点。
中国通过实施了近十年的以“晚、稀、少”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将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2.8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3年的3.3%，下降到1970年的2.5%，再降到1978年的1.2%。年度出生人口数在1963年高达2954万人，整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平均每年出生2404万人，七十年代下降到年均2179万人，到1970年代后期更下降到1800万左右。此后在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40年间，同时也是和社会转型的40年，伴随房价、教育成本、养育成本、女性地位的不断走高，中国的出生率不断走低并在上世纪末低于更替水平2.1，长期徘徊在1.5附近，成为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伴随生育率降低的还有暴涨的预期寿命，从1982年67.8岁大幅增至2017年的76.4岁。中国在的这40年间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开始了老龄化的进程。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的人口趋势，根据联合国人口司2017年的预测，在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94个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到2050年将会演变成160个左右。
2015~2035年是中国老龄化进展最快、波动最大的时期，也是未来社会抚养比相对较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时期，尤其2018-2021年还将出现短暂的“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同时弱化现象，是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和战术储备的最好的机遇期。
与之呼应的是政策空间的预期。两年前，我国率先开始调整生育政策，到今年3月，国家机构取消了“计划生育”机构，同时删除了“为更好地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拟订计划生育政策”等内容。政策调整打开了市场的想象空间，同时也是现实情况所需要面对的一剂“强心针”。
根据统计，在去年的出生人口中，二孩占50%以上，这意味着如果不是全面二孩政策带来一些增量，中国出生规模下降幅度会更大。尽管二胎政策无法完全止住颓势，但可以制造“软着陆”的效果。
情况不容乐观的原因还在于，经历2015年至今的暴涨，高昂的房价和增速较低的工资收入，使得年轻人结婚的时间点一而再的推迟。所谓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正不断影响着成千上万在北上广深等核心城市的年轻人们。
数据证明，全面二胎政策也是不及预期，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根据迟滞效应，一般判断2017年出生人口数量会明显高于2016年。但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17年出生人口比2016年的1786万人减少了63万人。
根据国发院在去年发布的人口报告拟合，针对二胎政策不同的生育率情况作了假设。但从现实来看，基本落在预期的下限区间。全面二胎政策完全不能缓解我国老龄化的困难，留给这波生育高峰期的年轻人口的时间不多了。
老龄化一个必然的结果是降低储蓄率，低通胀以及上涨的利率。由于老年人退休以后失去工作能力，但花费的需求仍然在不断走高，退休金以外的存款和金融资产将不断被消耗。与之对应的资产价格的长期下跌和利率的上涨。从储蓄率的角度考虑，35-65周岁的人群是强储蓄阶段，在完成购房、养育和职业生涯发展后，通常在这一阶段能够有较多的收入留存。
根据国泰君安测算，每轮人口高峰期进入33~40岁的区间后，都会有大量资金进入股市。1996~1997、2006~2008、2014~2015三轮行情结构亦与人群的年龄规律有关。这主要是储蓄不断走高后，投资意识的和需要。
另外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迁也深刻影响消费结构。从2022年以后，1962年出生的人群开始进入退休年龄。47~49岁的消费高峰期已过，消费习惯会逐步转向保健品和奢侈品。投资力度趋弱，风格趋于保守，往往对于债券而言会有较好的投资机会和价值。
从日本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十年股价表现最成功的几家公司，无一不契合于深刻的人口结构变化。药品连锁公司、低成本家具店、百元（日元）便利店，由于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对医药的需求）和收入相较于通胀水平的缩水导致支出的减缓，都刺激了价格低廉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当然，压力最大的部分来自于房地产。伴随着房产税的呼之欲出，房产持有成本将与家庭人口结构密切挂钩。每失去一个家庭人口，房产持有的成本将会上升，导致市面二手房的供给会趋于放大。在人口结构的下端，倘若全面放开政策推行较晚，人口进一步加速下陷，需求的力量则会越来越弱。长期来看，此消彼长的过程下，中国房价难免也将会经历“失落”的二十年。
考虑到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的生育率表现情况，对于新“计划生育”的效果需要降低预期。并且，与之对应的资产配置和逻辑也要进一步进行调整。短期的事归短期，长期的事则终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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