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臣 吴燕雨 报道
连续三四个骄阳似火的天过去之后，这一天终于看不见大太阳了，还下了点小雨，李娟决定出门散散心。
她家住在潞城镇胡各庄村的西头，沿着村里那条歪扭但干净的砖瓦，走到东就是菜市场。
晌午11点，李娟走的这条上几乎没什么人，一个村妇骑着自行车载着一筐菜，跟李娟打了个招呼，“今儿出门了？不去大队找村长啦？”
“不能老去，招人烦啊。”李娟抬头应了一句。
往常，这条上一点也不。两边农户的砖房门口总会有三五个人蹲在那聊天，一上，馒头店、五金店、理发店开门迎客，但现在都上了链条锁，大门紧闭。
村子一下子空了，李娟觉得像是一夜之间的事。
一个月多以前，胡各庄村喇叭里公布了一条大新闻，在李娟的印象里，是自己在这里生活将近50年来最大的一件事——胡各庄村要拆了，本地人要等着拆迁队来家里测面积、算房款，租房的外地人要赶紧搬。
村子常驻人口里几乎7成都是外来打工者，数天光景，几千口外地人就从胡各庄村搬出去，瞬间消散了。
李娟要去的菜市场，过几天也要清空了。没走多一会儿，她决定不过去了，像是刻意相中了个角落，在一个口的台阶上坐下来，身子朝着街道，微微一仰头，就看得见一座刷好了外立面的楼房。那座楼20来层，黄褐色相间。
“你看看，说是我们村的人以后会搬到那里。”李娟扬了一下下巴，“指”给旁边的记者看，视线始终没离开那楼。“以后村里人都上楼了，我要还是没有红本，去哪住呢？”
李娟说的“红本”就是村民手里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虽然一辈子没见过具体什么模样，她觉得这东西简直牵扯了她20多年，没有那“红本”就没有补贴、不享受福利，村子要搬迁了，没准就会失所。
总之，在她眼里，“没有红本就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么多年，日子，就是一点点地往坏处变。
本村人
村里大喇叭的那件事，事实上也是最近一个月全都关注的新闻——通州区潞城镇17个村两个月前已纳入全市2015年棚户区范围，并已确定方案，其中首期涉及古城村、郝家府村、胡各庄村、辛安屯村、后北营村、大台村6个村，涉及安置人口近8600人。
自从要搬迁，胡各庄村每天都发生好多新鲜事。
几天时间里，村里浩浩荡荡进驻了很多“外村人”，有的西装革履，有的披着红色、蓝色、的坎肩儿，后背上印着“拆迁小组”、“测量小组”……
一群外地租客搬出村的时候，陆陆续续来了好多“本村人”，李娟觉得奇怪，自己在这住了几十年都没见过的人，忽然一下子回村了，还拿着红本，准备等着拆迁测量。
还有的，平常低调无常的邻里，一家人拿出了3个红本。
这中间，村里“嚷嚷”出来不少小道消息，“村房扒了要建市呢”、“村里人全都能住到旁边的楼房”，之后又说是“谁先同意拆迁签了字，谁先上楼”……
李娟打听不出个所以然，只是知道自己没有那个红本，可能“既不给房，也不赔钱”，也有可能“按照困难户，特事特例”，还有可能“以优惠价买个一居室”，算下来大概30万。
“30万！？这就相当于把我从地球上啊！”李娟一说起拆迁住楼要掏钱，就急得扯着嗓门大嚷。
自那之后，李娟几乎每天都往村委会跑，“过去二十多年，老往大队里找他们，他们都不在，现在好了，一找一个准。”
这一次，李娟从村那听说一个新词，她的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
李娟十五六岁的时候，父亲把家里的3套房当家产分了，三个哥哥一人一套，三哥因为要娶媳妇，分了最大的一套，同时也抚养父亲，照顾初中辍学的小妹。
房产证上没有李娟的名字，可她那时候从来没在意过。村里人告诉她，以后嫁了人，随夫就有房了。
但李娟一直孑然一身。在29岁的时候，她忽然着急了，跑到老村长那讨说法，申请宅。
村长和村里人给她的回复一样：单身女人是脸朝外的人，将来是泼出去的水，没有房。
邻里街坊劝她，“单身好啊，一个人吃饱了，全世界都不饿”。时间长了，李娟觉得这些劝解越来越刺耳，甚至变成了，“他们的意思是瞧不起我这个没房的人”。
就因为没有房本，李娟不愿意“借住”三哥家，一度离开胡各庄村在外打工。
开始的日子还不错，她在村边一个服装厂打工，每个月拿着700元工资，租了一个几十块钱的单间，隔三差五，回村里找村长讨讨红本。
没多久，服装厂倒闭了，李娟去大兴、常营、城里都打过工，找不到工作没钱时，就在协和医院帮人家排队挂号，一次100块钱，但跟过街老鼠一样东躲。
受了委屈的时候，李娟就觉得都是红本惹的祸，“要是有红本，没准我就有房子，就没人我，没准我还能挣到钱呢！”
在外面碰了好几年灰，40多岁的李娟被三哥领回了胡各庄村。这一次，她发现村里变化特别大。
东西南北的大修得笔直又宽敞，乡、医院、学校、银行离村里都一之隔，大队给各户都重新粉刷了墙面，每户人每月交300块钱清洁费，早晚都有工人清扫街道垃圾……
成群结队的外地打工者进村租房子，也有一大批年轻人搬去了通州中心或者市区，“他们那是崇洋媚外”，李娟觉得回村特别好，如果一直这样，挤在三哥家过后半辈子也没什么不好。
那时候，村南头的楼房开始打地基，李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看着好多水被挖出来流到马上，她兴冲冲地抱着一盆衣服去边洗。
可自从说要搬迁，“没有红本”这件事又成了李娟的噩梦。
她把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一个字一个字誊在纸上，给的人和咨询律师看，又把律师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打印出来，再去交给村，申请“特事特办”。
反复几次之后，李娟不敢抱太大期望，她觉得没有红本的日子，“看着太阳都感觉不一样”。她把一大把材料装进个塑料袋，每天拎着，去村办公室打听情况。
只有阴天，李娟心情才好一点，在村里转悠，但感觉明天总是不确定，“搬迁是好事，可下面的事情得捋顺了啊。”
棚户区
古城村距离胡各庄村大约1公里，虽然紧挨着，古城村的人觉得自家村比其他村都要优越。
最重要的标志是，村口正对着的这条，直达“百里长安街”；边有数条公交线直通30多公里以外的“大北窑”。
自从村里通知搬迁，村委会的办公室就一直有来访的人，解决不了村民的问题，称自己只是配合搬迁工作，所有问题都要转到政策咨询室的律师解答。
村委会后面的停车棚，被改成了拆迁临时办公室，律师的房间里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七点，一直都有村民守在那。
反倒是深入空旷的村，尽显萧瑟。
一天里最凉快的时候，两三个老妇人搬着马扎坐在边聊天，她们总是地打量着每一个走进来的村外人，“黄坎肩的搞评估，红坎肩的搞拆迁，灰衣服又拎着个的是要干什么？”
徐凤年过七旬，说起拆迁她最不喜欢的一个词是“棚户区”，旁边有人给她解释，“棚户区，说明你家房子不值钱”。
“我们住的不是棚子啊”，徐凤努着嘴，在她看来，家里的房子除了冬天要自己添火供暖，一点不比几条马之外的洋楼差，“有热水器、有坐便，还安了网线”。
村里通知拆迁之后的十几天，徐凤的老伴因病去世了，她自己也说不好，老伴这个节骨眼上走，是没过上住楼房的好日子，还是躲过了闹腾。
这一天早上8点，测量组的人来家里计算房屋面积，要求有房产证的人、签字。由于老伴刚过世，所有权属还都没来得及改，徐凤的儿子代办了所有手续。
家里进了五六个外人，拿着尺子，举着本子又量又比划，徐凤实在看不下去就低着头走出了门。
不舍得搬迁的老人在村里算少数，更多的人一直都盼着这事儿，过去几年，潞城附近很多村都搬迁了，旁边的村民跑去打听，“你们家补了多少钱？”
对方的回答往往含糊其辞，“几百万吧”、“也就一两百万”，没搬迁的村民刨根问底，“具体一百多少万啊？”
古城村的村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要搬迁了，两三年前，据说有开发商看中了这块地，准备动土，新闻甚至“上了、电视”，但都没了下文，没想到要棚户区，阵仗这么大，又立竿见影，只是村民觉得“价钱不合适啊”。
“外来人”的未来
3年前，56岁的王力从家乡来帮儿子看店，那是个全村最大的超市，与村委会隔着一道墙，将近200平米。
村里通知搬迁之后的一天，房东来店里告诉王力父子，超市得尽快搬走，但因为当初租住开店的时候，房东要用自己的营业执照注册。这次搬迁的商户补偿，也就没有王力的份。
第二天开始，王力和儿子就轮番出门找新店铺，因为搬迁，周边村的房租都翻了一番，加上很多店铺太小，爷俩半个月里跑了20多个村，从早上8点一直看到晚上8点，最后在极偏僻的一个村里准备落脚。
在古城村的最后几天里，王力看着稀稀落落的顾客，心里难免伤感，3年多里，他跟大多数村民都热络得很，每天5点起床，12点闭店，古城村里七八成的常驻村民都是外地的租客，来自东北、安徽、西安、四川，王力记得熟客喜欢什么样的烟，爱买哪一种酒。
王力说，外地人这样大规模地离开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一大批带着孩子来打工的人都回乡了，因为非户口的学生无法参加中考，加上经济不好，工程活也少了大半，很多村民都离开了。
像这次一样，走之前，村民们在王力的店里买了一大箱的方便面，临走前跟他挥了挥手，喊了句“走了大哥”，就再没回来古城村。
王力也不止一次想过，干脆把超市转让了，全家回。他来的3年里，店里的生意就一年不如一年。
最近一年两三万的利润，几乎满足不了全家五口人在的开销，店里最好的商品净利润不过10%，一年的收入换来的都是第二年堆在店里的货。
王力觉得自己的家乡一点不比现在住的村里差，甚至生活更舒服方便，可每次说要离开，儿子就是不同意，“也不明白为什么，他就愿意呆在这”，王力抽着烟，摇摇头。（应采访者要求，李娟、徐凤、王力均为化名）(编辑 谭翊飞)
作者：王臣 吴燕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