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目中，田先生不但是一位参加过战争、抗美援朝的老，更是以学术为志业的一代师。20世纪80年代以来，田先生一直是中国戏剧研究界的一面旗帜，为中国戏剧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先生以自己的一系列著作，总结了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拓展了中国戏剧研究的比较视野，创立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方法，影响深远。先生不但是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的创会人，同时也是“华文戏剧节”的推动者，为中国话剧事业的振兴殚精竭虑，功勋卓著。先生晚年主持编著的卷帙浩繁的《中国话剧艺术史》《曹禺年谱长编》《中国现代戏剧理论书系》《时期话剧汇编》等著作，不但为我们构建了系统完备的中国话剧史谱系，也为后学的中国话剧研究树立了新的标高。
在戏剧研究界，有很多人先生，认为他陈廷敬后人很严厉，其实，这是对先生的一种。一旦和先生接触多了，你就会感受到先生那无处不在的温情。在日常交往中，他总能为他人考虑，给人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关怀有时甚至到了心细如发的地步。虽然我在上大学时就读过先生的多部著作，一直对先生有着敬仰之情，但真正和先生的接触比较晚。1996年，我参加了在召开的曹禺国际学术，提交了题为《论曹禺前期剧作的现代性》的论文，我拙于言辞，又不善于人际交往，按照我的习惯，作完会议发言以后，往往就独处一隅，静听同行发言，很少主动和与会学者们喝酒、串门、聊天。先生发现了我的这一特点，为了打消我的紧张心理，特意找到与我相识的会议组织者张俊才先生，让张先生陪着一起来看我，并和我聊了一些和曹禺研究相关的话题。言谈话语之间，我的紧张情绪渐渐消失了，从此和田先生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在此以后，先生时常关注着我的研究动态，不断将自己的新著赠送给我，这些论著都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一些重要学术会议，先生常特意我一定要参加，我知道，先生这是在给我创造机会，多和学界进行交流，以开阔我的学术视野。最令我的是2017年7月的新世纪话剧学术研讨会，我本已报名参会，但因突发疾病未能如期与会。我觉得先生很忙，怕打扰先生，也就没有和先生说明情况。当先生在会场发现我没有参会后，就想法找到我的学生询问情况，并托学生给我带来自己新出的学术著作，同时写信我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养病。事后，先生还是不放心，又特意打电话给我，详细询问病情。先生对待晚辈的这种关爱之情，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先生对学生是这样，对朋友、故交更是充满了深情厚谊。2010年，我负责筹备纪念曹禺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与会的学者很多，田先生怕我照顾不周，会前特意告诉我接待时的注意事项，并我，来自日本的阿部幸夫教授岁数大了，你一定要在生活上特别关注，要替阿部先生翻译好参会论文，并配备好的翻译。大概是2017年，《曹禺年谱长编》新书发布会结束以后，先生悄悄找到我，告诉我有几位朋友想去天津参观曹禺故居纪念馆，你一定要负责安排好几位先生的行程，接待好他们。我都按先生的吩咐一一做了，但当事的几位先生并不知情，不事张扬、默默地奉献，是田先生一贯的为人之道。在和先生多年的交往当中，我感到先生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每次和我在外地见面，总忘不了打听在南开大学任教的一些师友的情况。每次来天津，不管有多忙，只要有可能，先生都要提前告诉我，想要见一见这些老朋友，让我和诸位先生约好时间，大家一起聊聊天，以解相思之苦。先生的这种待友之道，永远是后辈学习的榜样。
更让我的，是先生的一片赤子。先生是天津人，又毕业于南开大学，家乡与母校一直是他生命中难以割舍的对象。先生时刻关注着天津的一些细微变化，对天津的文化事业更是倾尽全力给予帮助、支持。我不知道先生开始研究曹禺是否和曹禺也是天津人有关，但我知道，先生对天津所出的杰出作家、艺术家如数家珍。20世纪80年代，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曹禺研究中，为此到处搜集资料，访问作家、师友数十次，在当时，很少有人肯下这种苦功夫。功夫不负有心人，先生最终完成了《曹禺剧作论》《曹禺年谱》《曹禺传》《曹禺研究资料》《的灵魂──曹禺录》等一系列论著，引领着中国曹禺研究的发展潮流。我想，先生对曹禺的深度解读，可能和他对天津文化的深刻体认有着密切关系。新世纪初，当听说天津要曹禺故居时，先生非常兴奋，为了故居的陈列设计更加规范、科学，多次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天津之间，提出自己的修改，献出自己的珍贵资料，直到曹禺故居正式开馆才放下心来。
田先生是南开大学杰出校友，1956年入南开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又跟随李何林先生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南开大学的8年时光，给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来，先生长期担任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一直关注着母校的发展，为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多次将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交给南开大学来承办，为了让更多的学术大家来南开参会，先生不仅提供专家名单，而且还要亲自打电话、写信邀请他们前来，为的是提高母校的办会质量。在南开大学曹禺暨中国话剧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无论先生有多忙，只要我们邀请先生来，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答应；每出一本书，都会寄赠两册给南开大学，一册送给母校图书馆，一册送给文学院资料室，我已经记不清替先生转送过多少次赠书了。田先生的不幸病逝，不但是南开大学的重大损失，同时也是中国戏剧界的重大损失。
先生一生历经坎坷，但一切坎坷都没有将先生击倒。我们往往感叹于先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所凝聚的先生的心血。为了使学术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先生构建了难以企及的资料储备库；每一次会议的成功举办，都要耗费先生的无数精力；而“华文戏剧节”作为民间推动的戏剧盛会，无论是在哪个城市举办，都需要先生做大量的沟通、联络工作。先生常常感慨，想做一点事情真难!我深深地理解先生的苦楚。如今先生驾鹤西去，离开了这个让他无限眷恋又带给他很多烦恼的世界。或许，天堂里没有那么多人的烦扰，愿先生的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