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颇具特色的一个时代，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上极、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的一个时代。
魏晋时代造就了一批与众不同的文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竹林七贤”。他们倘徉在山水之间，用手中的笔，手中的琴，表达自己向往自然的。
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所谓“任自然”就是让人的本性得到伸展，而将伦理纲常放在一个从属的上。
名位利欲，在他眼中不过是伤人本性的香饵而已。作为“保真贵身”的君子，应当“见素抱朴”，并不为外物所动。这同他关系亲密的兄长嵇喜的性格迥然不同。
嵇喜不到20岁，就已秀才身份从军，积极投身于社会，期望能搏取一番，后来果然顺利，官至到三品。嵇喜在一首回答朋友的诗中写道：达人与物化，无俗不可安。都邑可优游，何必栖山林？
嵇喜觉得，智慧最高的达人，只要心中有道，就不在乎雅俗之别。因而也就不必非要栖隐山林，来显示自己的清高，而当顺时应变，参与。
在嵇康的理想世界里，没有与。我们可以同他携手流连于兰圃，牧马在华山，然后荡舟飘流随意泊在岸边，俯看江水东逝。我们还可以席地而坐，静心欣赏古琴家嵇康的即兴演奏，领会他“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意境，走进他“俯仰，游心泰玄”的心灵世界。
嵇康的居家之地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南），因北靠太行山，南临黄河，属太行南麓，所以得名山阳。这里山深林密，大河奔流，两岸竹林葱郁，是读书著述，弹琴咏诗等的绝好地方。
嵇康便在这里经常接待几位相知友人，和他们一起清谈高论，酣酒抚琴，过着逍遥山林的隐士日子。这就是名扬当时的“竹林之游”，被后人为“竹林七贤”。这七人中，以山涛和阮籍为年长，40岁出头，王戎最年幼，尚不足20岁。
清谈也称之为玄谈，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座谈会或者辩论会。但是他们没有主次尊卑之分，谁道理充分，谁就能成为这方面的。清谈的内容，基本上是与《周易》、《》和《庄子》有关的，属于“玄之又玄”的层面，跟不搭界，故能避祸。
玩乐器的高手，是嵇康、阮籍、阮咸三人。嵇康在当时的古琴演奏界，水准算是数一数二的。他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诗句，精妙地勾画出演奏者手眼相通的专注神情，以及他追求弦外之音的高逸情怀，让晋朝的大画家顾恺之也非常的为难，说道：“我画他‘手挥五弦’容易，但想画他‘目送归鸿’太难了。”言下之意是，人的动作姿态摹写并不难，难以刻画的，是人的神韵。
酒量最大的，当属阮籍和刘伶。史载阮籍喝酒，能连续醉到60天。搁到现今，可申请吉尼斯记录了。刘伶绰号“酒鬼”，无时无日不在醉中。嵇康则是饮酒兼吃丹药。
由于受隐士生活的感染，嵇康十分崇尚于求仙访道。他虽不相信人能长生永驻，但确有些药物是可以延长人之寿命的。听说山上有位叫王烈的，经常服用黄箐和松花，虽已年过二百，却鹤发童颜，登山历险，健步如飞。嵇康便常去找他，向他学练坐忘之功，还跟随他上山采药。
除此而外，史载嵇康曾、从游于当时著名的隐士孙登。据《晋书》记载，说孙登隐者，长发披地，行吟自乐，来往于白鹿和苏门二山之间，他弹奏的是一弦琴，口作啸声，能感风雷而动。嵇康从其学师三年，但未能听得一句。
《魏氏春秋》的记载，倒说是嵇康上山采药，遇隐者孙登，想跟他对话，但孙登默然不对。临别之时，嵇康说道：“先生竟无一句话留给我吗？”孙登才回答：“您才气过人，又性情刚烈，难以被所容！”
后来嵇康果然遭到之灾，方出孙登的警示，不禁诗以说“昔惭柳下，今愧孙登”。不过，这当然是后人的附会，以证明的吉凶，均是有预兆的。
嵇康在25岁时，娶了曹操之子曹林的孙女为妻。他也搬到当时的魏都洛阳定居。因与曹家结亲的关系，加上名声在外，被朝廷任命为中散大夫。这乃是一大闲差，可不用去上班。
洛阳的名士听说嵇康来到了魏都，便争先恐后地跑到他居于城郊的家里，一为亲睹他俊美高雅的风采；二是向他索要诗文。
嵇康迫于无奈，也不想太扫这些人的兴，只得将一年前跟向秀讨论养生问题的专文《养生论》交付，算是敷衍了事。不料被洛阳人士竞相传颂，把嵇康誉之为“”。
嵇康的《养生论》，从思想出发，而超越庄子偏于遨游的趋向，肯定是出自人的本性，强调形神兼备是养生的关键，深刻地阐明了他独到精辟的养生思想。
他主张人要“恬淡清静，不累于外物”。而善于养生者应当是“清虚静泰，少私寡欲。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然后蒸以灵芝，润以甘泉，沐浴朝阳，弹琴平心。若此而往，则可与争寿。”这实质上是嵇康人生哲学在养生论上的体现。
嵇康善于打铁，而向秀则甘当副手为伴，两人一起常在洛阳城“以锻铁为乐事，相对欣然，旁若无人”。遇到周围邻居找他索要铁器做家用的，他则不收钱财免费相送。邻居们感到很不好意思，有的就顺便带来鸡和酒送给他。他非常高兴的收下来，一定留下邻居一同吃饭饮酒，畅叙亲戚之情，享受田园之乐。
大书法家钟繇之子钟会因才华出众，得到司马昭的器重。他听说了嵇康的名声后，就邀请到当时的贤俊之士，一起去探访嵇康。碰巧嵇康正在前的大柳下面打着铁，向秀在边上拉着风箱作配合。
嵇康看见钟会这一伙锦衣官服之人，但傲慢不睬，仍然举着铁锤自顾敲打不止，好半天也不说一句话。钟会吃了个闭门羹，无奈而要转身离开。这时嵇康说话了：“听到了什么而来，见到了什么而去？”钟会已是在心，不阴不阳地回答道：“听到我所听到的而来，见到我所见到的而去。”受此冷遇后，钟会就深恨嵇康，并伺机报复。
之后不久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和阮籍，迫于司马氏集团的压力，先后出仕为官，以保全性命。嵇康则继续采取不与者合作的态度，又返回家乡山阳闲居起来。
由于嵇康人格的，还是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在他的身边。吕安家离山阳距离较远，“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到来。嵇康又时常同好友向秀、吕安等一起种菜浇园，其乐。
嵇康之傲，贵在他并非远离，做事不关己的真隐士，而是敢于不顾自身的安危，刚肠疾恶，遇事便发，鞭挞社会现实中的丑恶现象，揭露者的名教。
自东汉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过分追捧个人的美德名声，并借此美名来推选士人的风气泛滥，从而造成了人为的刻意求名，而偏颇于、异化，把成就美名当成趋利资本的不良现象。
嵇康以思想家的思维，敏锐地感觉到：过分的“尚名”，将会制造出哗众取宠的伪劣产品；把“名教”拥抬到至高无上的，便能出现沽名钓誉，表面化、简单化和的弊端。
有鉴于此，嵇康写出了《释私论》一文，深刻地提出了“无措”、“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
无措，就是希望人们行事要按自己的本心善性而为，不要有功利性的目的，不要刻意地去迎合一些约定俗成的标准。
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希望人们超越表面化和的名矩，不要沽名钓誉，而应当、自然而然地行事。
嵇康也体察到人与社会的复杂性，他进一步提出：要在社会中提倡标准的同时，并行推行公私的标准，私以不言为名，公以尽言为称。
嵇康还把与公私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的真实，十分精辟地提出了“重其名而贵其心”的新型伦理准则：用标准考量一个人的行为，就是“重其名”；再结合公私之情辨别行为的目的，就是“贵其心”。
嵇康的《释私论》，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司马昭一伙的树名教之名、行篡权之私的用心，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极大恐惧和忌恨。
公元260年，山涛将由吏部郎升迁为散骑常侍，他想到要举荐嵇康来接替自己。其本意是想通过嵇康的“出山”做官，以消解司马昭与嵇康不合作态度之间的矛盾，把嵇康从险境中解救出来。
嵇康则是在朋友吕安等处听说到山涛的举荐之意。他却认为山涛作为知己，还没有真正理解于自己，因此就给山涛写了一封信作解释，反复说明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和意愿。
这封信的标题就是《与山巨源绝交书》，表面上是要同山涛绝交，但实质上则是嵇康要与者彻底的宣言书。又因为这封绝交书，促成了司马昭必杀嵇康的决心，所以当可又看成是嵇康的一篇绝命书。
凡古之有情者，皆不可能八面玲珑，屈己求人，也就不善于，这些人的人生往往都以悲情为主调，如屈原、李白。嵇康最令人高山仰止的既不是他的天姿秀出，也不是他的才情四溢，而是其健全、震古烁今的人格伟力。
嵇康所处的年代正值魏晋之交，当时司马氏为稳固，以名教的名义大肆，诛灭了曹爽、何晏、夏侯玄等八大名族。《晋书》也屡次提到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可见之。
在这非常时期，摆在嵇康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一条是彻底归隐，另一条是投靠合作。当年竹林七贤中的山涛、阮籍、王戎都是走的这条。这些人后来不但都得以保全性命，而且有的还相当顺畅。可嵇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不与司马氏合作，也没有彻底归隐，因此深招忌恨。
嵇康寄给山涛一封交绝书，公开亮剑，向司马氏发出挑战。显示出其不于，不取媚于时俗，不屑于厚禄的刚直的品格。
《绝交书》酣畅淋漓，挥洒自如，一气呵成，嬉笑怒骂，见诸笔端，读起来无比痛快，无比过瘾。尽管我们未必能做到嵇氏之决绝、淡然，也无其勇敢、，但不妨碍我们对其磊落的人格、自然的胸怀，表示衷心的钦佩。
在这篇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一开头就对朋友进行毫不客气的，怪他不懂自己，甚至用尖刻的比喻，说山涛是“厨师羞于一个人做菜，就拉祭师来帮忙”。目的是要他也“手执，沾上一身腥臊气”。并指出自己向往的是“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恬淡生活。
然后，嵇康又写了自己不适合做官的“必不堪者七”和“甚不可者二”，将矛头直指权臣司马昭，公开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要知道，当时名士王肃、皇甫谧等人为替司马氏制造礼教依据，了许多汤武周孔的名言。
虽然说人各有志，嵇康不想从政做官，愿为山野草民，志在淡泊，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在当时下，作为名士的嵇康，此举又显得十分天真。所谓“司马昭，人皆知”。司马氏集团也想通过“禅代”（使让贤）的方式，以取代曹魏的“正统”地位。这种实质上的行为，是很需要有认同感为基础的。
所以司马昭急需广大朝臣、以及有号召力的名士们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仅是表面上的。但嵇康的言论，却表现出了对形势的异常冷漠，无论这是出于何种目的，都必然会引得司马昭的猜忌与。
据说司马昭读毕此文，对嵇康深为嫉恨，杀心顿起。这封言辞激烈的信，以跟山涛绝交的方式，向天下、向司马氏集团宣示：我嵇康决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
绝交，不是为了绝山涛，而是为了绝司马昭，从而远离司马氏集团。如此激愤的行为，从而也埋下遭致杀身之祸的隐患。
钟会报复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嵇康的好友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而，嵇康了解实情后愤而写了一篇《与吕长悌绝交书》，为朋友洗涮。
但就这样一封绝交信，使得一代大名士嵇康了不归。司马氏集团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将嵇康，并与吕安同罪量刑。
嵇康后，京城洛阳为之轰动。数千名在地方上极有声望的豪杰之士纷纷，要求和嵇康一同。而嵇康在朝中的挚友阮籍、山涛也先后面见司马昭，希望能救嵇康一命。
于是，钟会趁机火上浇油。他对司马昭说 “嵇康是卧龙，不能让他起来。您想让天下无忧，因此就要顾虑嵇康。”他生怕司马昭担当的，便嵇康“想帮助毋丘俭”（毋丘俭于魏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在寿春起兵反司马氏，兵败而死）。还引姜子牙和孔子诛杀不愿与之合作名士的典故，促使对嵇康早有必杀的司马昭痛下杀手。
嵇康时并没有料到会有杀身之祸。在其时作《幽愤诗》的结尾中，还提到一旦脱离困境将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得知嵇康即将在东市，魏国大为。三千太学生集体司马昭，要求拜嵇康为师，以免其。魏国各地数千豪杰也从四面八方涌入京城，嵇康。
临刑前，嵇康神色自若，他回头看了看日影，知道时辰尚早。于是从兄长嵇喜手中接过了自己心爱的片玉古琴，最后一次弹起了名曲《广陵散》。一曲弹罢，嵇康慨然长叹：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
这曲《广陵散》是嵇康临当就命索琴而弹出的绝响，更是嵇康最后思想和生命意识的凝结。琴声对于嵇康来说，凝聚着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仙情结。
在寄余命于寸阴之时，他也不忘去弹奏，感天地以致和的音乐，让琴声超越人生的诗性境界，去创化一种本然，去拓展一种空谷传响、长啸久绝。
在西风最烈处、在高远入云的琴曲中、在三千太学子弟及魏国数千豪杰在前从容赴死，嵇康在自己人生这场戏中实现了最完美的谢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正是司马氏的成就了嵇康作为魏晋名士首席代表的千古风流。
鲁迅先生之于嵇康，虽处时代各异，接受思想不同，然所面临的文化围剿却有着相似的景况，故能产生许多共鸣的地方。
对于阮籍，我们只有。整日游走在、血淋之间，过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走钢丝般的生活，需要极高的智慧和八面玲珑的生活技巧。
对于嵇康，除了，还有无限的。因为明知自己所为是以卵击石的游戏，敢于向必输的结局挑战，这更需要极强的勇气。所以嵇康之死，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其不以传统为然的叛逆。
他与那些病恹恹弱不禁风的书生们不同，与那些远离孤芳自赏的隐士们也不同。他活得健康而又快乐，他把生命直接献给自然。在与自然的接触中体会着生命的真与美。
谢绝，摆脱约束，回归自然，冷眼观世，以、庄子为师，过着闲居读书，求仙访友，纵酒弹琴的隐士生活。
作为文学家，嵇康用激越的文章、优美的诗歌来表现自己的人生观。作为音乐家，他善弹琴理弦，用清越的琴声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追求。
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性格，不仅通过古琴音乐酣畅抒发，同时也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古琴和文学相辅相成，共同成为了嵇康抒发、自然的良弓利器。
真正活过的人，他们的生命应是自主的，他们的应是的，他们的人格应是的。他们行他们认为该行的，做自己觉得无愧于心的事。嵇康以其傲然挺立、宁折不弯的高超人格，赢得了许多志士仁人的深深景仰和追崇。
嵇康的生命终止于那个瞬间，但他并没有离去，他秀逸的身影，还在市中穿行，他玄远的声音，还在耳畔响起。他还在竹林间读书鼓琴，他还在庭院中谈玄锻铁，他还在石经旁抄写辨析。人们说，嵇康只是尸解而去，他已羽化而仙，他已变成星宿，永远活在历史的天空，让后人追慕和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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