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7日清晨，当地著名古玩收藏家、赤峰道“瓷房子”博物馆主人、天津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张连志被当地法院带到所，了42天。
今年7月7日清晨，当地著名古玩收藏家、赤峰道“瓷房子”博物馆主人、天津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张连志被当地法院带到所，了42天。
这场司法过后，张连志称自己是“被下了套”。这起亿元贷款纠纷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又是怎么导致张连志被司法的？近日，本报深度记调查组者赴天津调查采访，力图还原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7亿多枚古瓷片、13000多只古瓷瓶和古瓷碗、500多个瓷猫枕、300多尊石狮子、1尊清代琉璃狮子、300多尊佛造像、12尊小瓷人、1尊石象、几百件明清时期家具”
瓷房子博物馆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上，今已成为天津市地标建筑之一。15年前，张连志斥巨资将该处房产买下。他有个大胆的想法：用古瓷片贴一整座“瓷房子”出来。
2007年9月3日，“瓷房子”正式对外；2010年9月，美国《赫芬顿邮报》评选的“全球十五大设计独特博物馆”中，中国天津“瓷房子”与法国巴黎卢浮宫、蓬皮杜艺术中心一同当选，成为中国唯一上榜的博物馆。
作为天津市粤唯鲜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唯鲜公司）董事长，张连志为建造“瓷房子”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不惜卖掉和天津的房产，还因亲自装修摔断过腿。
因装修“瓷房子”，张连志欠下了3700万元公司的本息、2100万元银行贷款本息和1200万元供货商与建筑工程商的个人欠款。
2012年春，经朋友介绍，张连志认识了单辉。据张连志助理黄小燕回忆，当时，单辉自称是天津鑫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泽公司）总经理，还称张连志肯定认识自己的父亲，并亲切地称张连志为张伯。
黄小燕2007年进入粤唯鲜公司工作至今，一直在张连志身边做事。她向记者回忆，在与张连志相识后，单辉又向张介绍了自称是东北“富二代”的鑫泽公司老板崔洪生。
在了解到张连志的财务状况后，单、崔二人，张连志可以“瓷房子”做抵押，从鑫泽公司处贷款还债。
据张连志和黄小燕回忆，2012年7月和10月，依照与单、崔二人的约定，粤唯鲜公司两次到和平区房地产管理局，用“瓷房子”做了两次各5000万元的他项。
通俗来讲，房产的他项权是指除所有权外在房产上设定的其他。现实中他项权最为重要的用途是抵押。
第一次办完他项当天，鑫泽公司就帮粤唯鲜公司还清了3700万元公司的本息欠款，同时分别将500万元汇入粤唯鲜公司账户、50万元汇入粤唯鲜公司会计林更的账户，加在一起实际借款共计4250万元，与5000万相差的750万元被默认为利息。
第二次办理他项，粤唯鲜公司希望再从鑫泽公司贷款还掉2100万元银行贷款本息和1200万元个人欠款，同时缴清粤唯鲜酒楼所在房产、马连良故居睦南道59号“疙瘩楼”的土地出让金，以“两证合一”办理房地产权证。
“至此便是我们实际的借款情况，两次总计5538万元。”黄小燕表示。今年8月17日从所出来后，张连志也承认了这两笔贷款的存在。
对于借款当时为何没签合同这一疑问，张连志解释说：“干古董的一说就可以了，不用非（要签）合同。”
“辛建生也自称是鑫泽公司的老板，英国籍。他说崔洪生是他们公司负责业务的经理。”黄小燕对记者回忆，当时，张连志带着她正在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辛建生的公司办公室里。
看到张连志一脸的疑惑，辛建生叫来会计出示打款记录。记录显示，2012年10月，一笔5000万元的款项分3次汇入了林更的中信银行个人储蓄卡里。
这张储蓄卡，是粤唯鲜公司第二次向鑫泽公司借款时，张连志让林更配合单、崔二人办理的，后者的理由是“为了贷款流水好看”。
“当时单、崔二人安排我到小的单独柜台办卡，需要开通网银时，我跟张总（指张连志）单独联系，他说没问题，留他自己的手机号。后来卡和网银都被单辉妻子顾静拿走了，他们后来具体做了什么，我没有管过。”林更对记者说。
“我们这才知道被骗了。”黄小燕对记者说，当时，辛建生拉着张连志表示，他也是者，自己确实出了1亿元。可张连志不认可，坚称实际只收到5000多万元。
“辛建生接着说，我们双方都是者，两方没有矛盾，应该在一个阵线上，联合起来告单辉和崔洪生。”黄小燕回忆，辛建生张连志到东丽区报案，称“自己和当地都很熟，抓两个小骗子肯定没问题”。
对照以林更名义办理的中信银行储蓄卡账户对账单，黄小燕向记者确认：2012年10月23日和24日，有9笔共1208.8万元用于归还供货商及建筑工程商的个人款项；12月5日，有200万元汇入瓷房子公司账户；2013年2月6日，一笔7万元和一笔93万元共计100万元分别汇入林更另一账户和“瓷房子”公司账户。至此，共约1508.8万元与粤唯鲜公司有关。
除去这些，对账单上还出现了赵书清、顾静、平、刘建荣、天津赛缔德科贸有限公司和天津良森建材有限公司等对方户名。
张连志、黄小燕和林更均表示，除知道顾静是单辉妻子、赵书清是鑫泽公司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和公司均不认识。
根据我国法律，小额贷款公司的最高放贷额度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5%。据记者查询，鑫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
对账单上的其他人都是谁？鑫泽公司为何可以持平或超过注册资本放贷？日前，记者向鑫泽公司方面电话求证，辛建生称人在，“不太清楚这个事情”，并记者与公司经理王嘉臣（音）了解情况。记者再给王嘉臣拨打电话，后者称在国外，不方便接电话。
感觉被骗后不久，张连志又接到辛建生的邀约。辛建生希望与张连志一同进晚餐，商量“具体怎么告两个小骗子”。据黄小燕回忆，当时（2013年秋季的一天），在一家高档餐厅，同座的还有天津市东丽区（以下简称东丽区法院）一位郑姓。
“郑由张连志出面告单、崔二人诈骗，但这样做的线份借款合同作为。原因是东丽区法院接不了案值1亿元的案件，所以要求张总将合同补成20份、每份案值500万元的合同。”黄小燕对记者回忆。
尽管将1亿元借款拆分成20份协议的做法不合常理，但出于对辛建生和郑的信任，张连志还是在这20份被事先准备好的合同上签了字。
记者看到了由粤唯鲜公司提供的这20份借款合同复印件，显示的落款时间却是2012年10月19日。几天后，张连志按之前与郑的约定，到东丽区法院办理相关手续。
“到了法院，一个我们不认识的把张总带到法庭。张总觉得很诧异，给辛建生打电话，辛说这都是报案需要的材料，随即又通过电话和说了几句线份民事调解书让张总签字。张总又是毫不犹豫就签了。”黄小燕说。
签完后，张连志就联系不上辛建生了。直到有一天，东丽区法院突然查封了位于天津市睦南道与交叉口的“疙瘩楼”和位于赤峰道的“瓷房子”。
查封的依据是东丽区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其中写道：“原告（即鑫泽公司）于2013年8月8日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要求查封被告的财产，并已提供。本院认为，原告的申请符律。”
分别作为第一、第二被告的粤唯鲜公司和张连志不服裁定书，申请再审。2013年11月18日，粤唯鲜公司和张连志撤回申请再审请求，同日与鑫泽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首条约定：“被申请人天津市粤唯鲜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张连志于2013年12月31日前给付天津鑫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两千万元人民币；2014年18月每月底前给付一千万元。”
2014年3月31日，东丽区法院向粤唯鲜公司发来执行通知书，称“逾期未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限你公司在2014年4月4日前履行以下义务：给付钱款人民币壹亿元整。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执行费”。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案件一直僵持着，没有任何进展。直到2016年7月7日，东丽区法院突然将张连志带走，直接送至东丽区所。
“那天有朋友过来，我们在酒店吃饭。突然有人敲门，是郑带人来的。我说老郑你咋不先打电话啊，这是去哪？他说去东丽区法院。可我被带上车后，车子直接驶到了一扇大黑门前，我一看，旁边写着东丽区所。”
“去后转天早上，老郑（郑）和一个穿白衬衫的男同志来了。老郑介绍这是东丽区法院的李院长。我说我，凭嘛给我抓起来，又没给我打电话。他们说你别说这个，我们法院管判决，这个不管。他们就让我还钱。这时我感觉他们都是一伙儿的。”
当时，张连志的家人和公司工作人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张连志好不容易寻到的纸和笔芯，手写了在所里面的情况，托人带了出来转交家人。
张连志写道：“我一共同意给他们四千七百万的本金，共给他们八千万，他们都不放我在所关押期间，（他们）马上让我过户给鑫泽小贷，瓷房子变成了他们的资产，说要钱不是目的，主要的是图谋瓷房子！”
张连志的第一次被司法15天是因“拒不履行法院生效文书”；第二次是因“申报财产”；第三次因“拒不履行法院裁决”。这期间，网上出现了一篇有关他的负面文章，称他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是个“老赖”。
最终在8月17日上午，张连志律师的，与鑫泽公司签了执行和解协议，中午，他就走出了所。
这份执行和解协议中提及，粤唯鲜公司和张连志作为被执行人，需在2017年4月30日前还清鑫泽公司全部欠款“本金为人民币壹亿元整及案件涉及的所有延迟履行利息”。若未能如期履行，将拍卖粤唯鲜公司的已查封房产。
本报深度调查组记者注意到，协议中提及，“受东丽区法院委托，天津中量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8月5日出具了对“瓷房子”的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为人民币1.4亿余元。
令人费解的是，粤唯鲜公司曾委托中财国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瓷房子”做过资产评估。后者于2016年7月20日出具的评估结果显示：“瓷房子”“在2016年6月30日的市场价格”为人民币98.8亿余元。
前后相差仅半个月的两份评估报告，针对同一处房产为何结果相差97亿余元？同时，张连志也生出新的不解：“就算法院认定我欠款1亿元，那瓷房子一处的评估报告，无论哪份，都足够还了，为何还要同时查封疙瘩楼呢？”
“瓷房子”，这座从历史文物、建筑艺术或者地理上都难以复制的珍品，会因1亿元的债务纠纷易主吗？
带着疑惑，本报深度调查组记者近日赴东丽区法院进行采访，被告知“需先经天津市高级新闻处允许才可接待”。记者转赴天津市高级，被告知“现不便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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