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长影厂、北影厂等电影工业遗产相继被认定为文物进行，在电顾顺章灭门案影领域相关研究学者看来，电影除了是科技和艺术的结晶，同时也是重要的工业遗产。中国文物基金会工业遗产价值研究管委会副主任穆森近日透露，正在准备开展的中国电影工业遗产研究和利用相关工作中，关于天津的部分已开始得到关注并准备纳入整体规划中。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天津虽不是电影生产的几大核心地区之一，关于电影放映和电影文化方面却在当时称得上“领头羊”，“如果从中国电影工业遗产价值研究角度，天津是不容忽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无论是当年盛极一时的放映业，还是从天津走出去的电影人，都有值得骄傲的历史和故事。”
“可以说是天津电影最繁盛的时候。”在这个最繁盛时期，天津又以电影放映业著称，其商业成就在全国也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属于“走在前面的领头羊”。天津市地方史研究学者张绍祖解释，这和天津的九国租界文化密切相关。
1895年12月28日，法国巴黎放映了世界第一部电影，转年在天津法租界由法国百代公司经营的游艺场“丰舞台”就放映了一部10来分钟的电影短片。“天津1860年就有了英法租界，所以电影很快就传到天津并不稀奇。包括美国八大公司也是率先登陆天津、上海这些当时著名的大城市。”1900年已经有了和天津相关的影片——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曾在《电影通史》第二卷有过记载：法国摄影师詹姆士·威廉逊在津拍摄了义和团运动的影片素材制作了《中国被焚记》，“据说是可以放映5分钟的一部小短片。”两年后，又有一部由美国公司外派摄影师在津拍摄素材编辑发行的时长3分钟左右的风景短片《天津街景》横空出世，“美国图书馆还保存有这部影片，记录了当时天津的三岔河口、玉皇阁、天后宫、大、望海楼、望海寺、崇禧观等建筑，包括当时的商业中心‘北大关’的容貌。”
在张绍祖看来，天津电影早期地位的奠定主要在于电影。“从外国引入国内，从天津全国，特别是在电影商业，也就是放映业、宣传这些都走在前面。”因此不少“中国电影之最”都发生在天津，比如翻译成“电影”这个词便是始于天津——作为北方地区最重要的之一，天津《大公报》首次将“电光影戏”改称为“电影”，“电影”一词很快在京津地区乃至全国流行开来；全国最早的电影院也是出现在天津——1906年12月8日，美国平安电影商人在津租用法租的权仙茶园放映电影，连续放映数月，电影也成了这段时间该茶园的主要业务，不久便更名为“权仙电戏园”，“这里面也存在一些争议，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经营的第一家电影院是1908年建立的上海虹口大戏院，事实津的权仙电戏园应该说比它还要早两年。”影院文化早期在津尤以劝业场地区、南市地区最为兴盛，“都是电影院扎堆的地方，恐怕有好几十家。”
“电影制片业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出现，也是全国电影发展的时期，那时天津也出现了几所电影公司。”
在张绍祖印象中，那段时期天津曾出现过四五个小型电影制片厂，“比如天津、北方、新月、渤海等影片公司，总体而言规模小，存在时间都很短，当时也做过一些影片，只是影响没有那么大。”当时中国电影还处于默片时期，影片公司大多靠阳光而不用灯光拍戏，天津这几家电影公司也同样采用露天拍摄，拍的也都是无声片。设在法租界雅林里的北方影片公司，厂址在西开后一家硝皮厂院内，当时在院中用木板搭建起3尺高的台，在台的两面立起纸糊的布景，这也是天津最早的“露天摄影棚”，拍了天津历史上最早的影片《血》和《永不归》。新月影片公司则有《险姻缘》。
让张绍祖记忆比较深刻的是著名电影艺术家沈浮先生创办的渤海影片公司，特别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大皮包》，“一部喜剧逗乐的片子，影院放映过，不过没几天就下线了。”当时第一流的影院“社”在试映后公演，这部片子只得在一些中小型影院上演。渤海影片公司最终由于得不偿失、资金耗尽以失败而告终，创办人沈浮却是从天津开始了他的电影之，成为整个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本人曾在回忆文章中提起，《大皮包》的失败，反倒引起了自己对电影艺术的兴趣，有了自己的看法。
“还有大电影事业家罗明佑，制片事业起家也是在天津，他曾经在平安电影院也就是今天的小白楼音乐厅后楼创建经营过华北电影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对中国早期国产片的制作、发行、放映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7年先是几乎挤垮了外商的平安电影公司，罗明佑又采取和外商联合的方式，将平津两地外商经营的平安、三大影院合并过来，解雇了在这些影院的外国人，全部换上中国人管理，联合了平津的六家影院而建立了华北电影有限公司。“不只在天津拥有平安、、等影院，在还有平安、真光、中央等影院，甚至在太原、济南、青岛、、郑州、、沈阳等地都扩建影院，以平津为中心在华北各大城市都形成了大的‘跨省放映网’。后来他把重心挪到上海，从放映业转为制片业为主了。”
天时地利人和构成了天津电影放映业的兴盛，却没能促成制片业的发展，张绍祖感觉，或许比起天津浓重且成熟的商业味，南方有着更适合电影制片业发展的条件，“这些问题可以研究，是个课题，值得进一步分析。”
伴随天津电影放映业的兴盛，当时天津也培育出了一大批电影人，既有芦根、罗明佑、周紫云、冯紫墀这些电影实业家，也有沈浮、吴茵、石挥、魏鹤龄、谢添、金焰等大批电影艺术家。用张绍祖的话说，从天津确实走出了许多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影人。
“天津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在教育方面的优势决定了这个能够培养出人才。”尤其是当时一些租界学校，相对更重视文体活动和外语。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影剧大师黄佐临便是在1917年进入天津新学书院就读。这间书院院址在法租界海大道，是天津办的最早的学院。据说黄佐临在学期间对戏剧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没少从事戏剧活动、排演英文戏。“他的夫人金润芝（丹尼）是在女中，这所学校以英文水平高、课外活动活跃而著称。”那时丹尼常在一些小戏中客串，逐渐也对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黄佐临还是因为陪当时在女中上学的三妹看戏，才对扮演女主角的丹尼“着了迷”，“还写了一篇剧评，发表在英文《天津泰晤士报》上，特别赞赏了女主角的表演。后来两人相恋，成了夫妻，一起去了上海。”
“电影皇后”胡蝶8岁在津居住时，也曾和堂妹胡珊在私立圣功女子小学校念过书。张绍祖介绍，这所天主女子学校当时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白衬衫、黑裙子统一服装，上课都得规规矩矩坐得倍儿直……穿戴、课堂、卫生、礼貌等各方面都有要求。这方面让胡蝶本人印象也很深，她本人有一篇回忆专门写自己在天津的这段生活。”
由于电影制片业的缺乏，天津虽培育出了一批热爱电影事业的艺术家，不过也形成了人才“由津向外”扩散的情况。“20世纪30到40年代，影人们待不住，纷纷离开天津，多数去了电影制片事业发展较快的上海、、，包括后来的等。”
从话剧起家、在获得“话剧”美誉后转入电影界的“电影全才”石挥，是津门八大家之一的石家第二门正廉堂的后代，出生于天津杨柳青运河南岸。1940年他南下上海，顺利加入中国旅行剧团，也为此后踏入电影艺术创造了合适的机会。从做真光电影院小卖部服务生时趁工作之便看了不少中外电影片的启蒙，到跟着黄佐临演话剧期间读了不少介绍外国电影书刊加深了对电影的了解，石挥线年成了黄佐临、桑弧为艺术指导的文华影片公司一员时算起，“他在这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这二人导演的《假凤虚凰》，在这之后，石挥进入拍演电影的黄金时段，《太太》《夜店》《艳阳天》《母亲》……差不多有20多部。”天津、、上海，和石挥有着相似足迹的电影人不在少数，张绍祖直言，如果追溯中国著名电影人在这个领域的起点，应该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和天津有着千丝万缕的。新报记者 吴非（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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