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的前身
妇产医院，是迎接新生命的地方，这里是一个生命的起点，也是给予新生命最早护理和照料的地方。
在天津，妇产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天津便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公立妇产医院和公办护士学校。它们的出现不但让新生命的降生有了先进医学的保证，也促使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转变。在那些记录早年产科医院的老照片背后，还有很多人和事，推动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和方式转变，为后来更多新生命的降生，保驾护航。
最初北洋女医院并不受被封建思想禁锢的妇女欢迎，怀孕妇女临盆仍然去请接生婆，而一些在衙门和洋行里做事的人们较为开放，他们的家属首开先河，成为西式接生的第一批受益者
69岁的石春惠老人在2014年的10月做了奶奶，她的孙子在天津市水阁医院出生。孙子出生的那一刻，石春惠一家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改变。孩子的降生于她而言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则是这家医院见证了她自己，她的儿子、孙子，一家三代的降生。
“孙子出生那晚，我们全家在产房外守了一夜。那晚产房有8个产妇临产，我坐在产房外看着医生和助产士忙里忙外。当初我就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那时是旧社会，大多数孩子都是在家里由接生婆接生，去医院由助产士接生的比较少。我的母亲因为接受了新式教育，选择了用最专业的方式把我带到人间。现在，医院的环境和医疗条件比从前更好了，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变了，这应该是产科医院对人们生活的最大影响吧。”在这家有百年历史的妇产医院，石惠春老人感慨颇多。
水阁医院的前身是北洋女医院。据《天津通志·卫生志》记载：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创办军医学堂，以培养军医为宗旨，学生毕业后即派往军队充任医官。与此同时，还开办了北洋官医院、北洋女医院。文史研究者高伟介绍，为了推行西法接生，提高妇女儿童的医疗保健水平，袁世凯力排众议坚持成立了北洋女医院——这是第一家官方创办的西式妇产医院，隶属于李鸿章当年成立的北洋医学堂管理。
成立初期的北洋女医院没有独立、固定的诊疗场所，就在总督府的西边邻近北运河边的地方，租了一个独门小院正式挂牌接诊，与利奥诺拉·郝维德在大王庙开办的“施医院”隔河相望。
据高伟讲述：最初北洋女医院并不受被封建思想禁锢的妇女欢迎，怀孕妇女临盆仍然去请接生婆，有了疾病依旧去中药铺抓药，而一些在衙门和洋行里做事的人们较为开放，他们的家属首开先河，成为西式接生的第一批受益者。许多经历过丧子之痛的妇女也逐渐愿意接受西式接生的安全分娩。随即，北洋女医院的门前才热闹起来，坐车的、坐轿的妇女们，三三两两结伴而来，体验西医的快捷和安全。
如高伟所言，在旧时天津，人们习惯性地在孕妇临产的时候，找一名妇女到家里，为产妇“接生”，但这些人从来没有受过教育，更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用的器械全是居家用品，而且不消毒，所以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比较高。
石惠春的母亲当初之所以选择到公立的妇产医院生产，也是因为儿时曾见过接生婆的接生过程，“母亲是姥姥的第一个孩子，她原本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但因为接生不当，两个弟弟都夭折了。据母亲和我讲，她12岁时，姥姥即将分娩，让她去找接生婆来接生。当时姥姥难产，孩子怎么也生不出来，接生婆就用擀面杖推她的肚子，还让我母亲到院子里喊‘孩子快来，孩子快来’，也不戴经过消毒的手套，用一把剪刀将脐带剪了，结果孩子出生7天就夭折了。”
前来北洋女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赴北京上任，临行前还不忘给北洋女医院留下白银二万两以供使用
“前来北洋女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几乎影响到院子后面李公祠的施工。1907年，袁世凯聘请了回国不久的我国第一位女留学生、著名妇科专家金韵梅女士担任北洋女医院的院长，并计划将医院迁到闲置的原长芦育婴堂。”据高伟介绍，那之后不久，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赴北京上任，临行前还不忘给北洋女医院留下白银二万两，由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监管使用。
1908年，张镇芳请盐业委员吴峻陪同金韵梅院长勘查东门外老育婴堂房屋。经金韵梅仔细勘查和丈量，认为可行，就用袁世凯留下的这笔钱又组建了北洋女医学堂，隶属北洋女医院。北洋女医学堂和北洋女医院全部移至水阁大街的老育婴堂内。北洋女医学堂培养的医护人员，全部到北洋女医院实习，开创了医科教学与医院临床一体化的办学模式。高伟说，迁至水阁大街后，医院扩大了病房，新建了手术室、化验室等，北洋女医院得以发展。由于天津老百姓习惯以坐落地点“水阁”称呼北洋女医院，因此，水阁医院的名声得以远播，成为著名的妇产科医院。
除了北洋女医院，当时的天津，还有一所主要的产科医院——法国天主教教会育婴医院，它是今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的前身。
有了专业的助产士，产妇的生产有了保障，医院里的助产士在生产过程中教产妇正确的方式，并在产后给大人和孩子充分的照顾，这让第一次接触到专业助产士的产妇倍感新奇，也留下了人生美好的回忆
在一张北洋女医院的老照片中，一名助产士在医院的婴儿哺乳室，陪伴摇篮里的几位新生儿。助产士的出现，是妇女生育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代替了旧社会传统落后的“接生婆”，使更多的产妇接受了科学的生产方式。天津，在培养我国最早的助产士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
金韵梅是天津妇产医学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她不但是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还在天津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公办护士学校。金韵梅了解科学助产的利和旧式接生的弊，看到落后、危险、不科学的旧式接生方式势必要被淘汰的趋向，同时认为助产教育与推行妇婴卫生如车之两轮，相辅相成。
天津更多、更专业的助产士的出现是在1930年后。据《天津通志·卫生志》记载，1930年，为改变“全市人口稠密，生产率亦高，而收生助产之事，皆操旧式产婆之手，既不卫生，又多危险，妇女因产而牺牲者，不可胜数，殊违人道”的情况，天津市成立第一所专业助产学校。
有了专业的助产士，产妇的生产有了保障。石惠春听母亲回忆过她出生时的情况，当石惠春的母亲开始出现临产迹象时，父亲便把她送到了医院。医院里的助产士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戴着白色的帽子，手上戴着消毒手套，从消毒包里取出医疗器械，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教她母亲正确的方式。产后，助产士给大人和孩子都给予了充分的照顾，这让第一次接触到专业助产士的石妈妈倍感新奇，也留下了人生美好的回忆。几十年后，当石惠春的小孙子在同一间医院诞生时，医疗水平和生产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儿媳妇生产时，各方面都更加现代化和科学了。”
从老照片穿越回现实，一所医院不但见证了一家三代的诞生，也书写着人们生育观念在新时代的新变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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